龙奕瑭，入海与行走，2022-2023
Long Yitang, Into the sea and walking, 2022-2023
行 走 “理性”设问
此次驻地行走的线路，从厦门启航，在漳州、泉州、汕头等沿海港口游弋，并顺风相送，一路向南，延伸至澳门、东南亚等区域。除厦、漳、泉、汕、澳等地外，也探访了其腹地的县市区域泉港、晋江、安海、双第、海澄、龙海、漳浦、云霄等，这些地方并不为人所熟悉，但它们的“氵”部偏旁，却提示着另一种由名称、制图和想象力组成的地理状态。
行走的参与者，则是包括三位驻留艺术家、同行艺术家以及家乡在所在地的航行嘉宾，不同身份的介入，都给出了完全不同的创作视角。整个过程包含策展、驻留、行走、影像创作等不同形式，并同步举办讲座、论坛、出版等公教活动。
最终，驻地版块展览以文字书写、装置、影像为媒介，向观众展示了本次驻留行走项目中驻地艺术家的研究及创作成果、同行者自然生发的创作、以及记述电影小组的展映计划。
现地行走、空间生产
和协作网络的形成
这个想法其实有一部分来源于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过程性地图，费尔南·布罗代尔指出，真正好的历史学研究应该在研究时间维度的同时在空间维度上下大功夫。
在阅读了他对于地中海世界的一些研究后，我们意识到驻留或者考察的工作是非常必要的。那么，我们对于中国东南沿海、台湾海峡区域的研究和考察，有没有可能通过策展式研究、艺术项目和驻留行走的方式，去编织展开某种区域交流的历史和地理的视野呢？
所以，“海洋学”驻地项目的板块，在前期筹备过程中进行了非常长且复杂的工作，但对于一个可能长达几年的考察而言，仍然只是小小的开启。
我们除了对于闽南，那些大家相对比较熟知的3座大城市的内部历史遗存进行了考察安排，也计划着与本地社群去建立关系，因此，我们联络一些当地的文史研究者、艺文工作者，以及一些青年社群，并在路途过程中开展多达12场交流的活动，希望能在第一次极其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地尝试找到一个朝向未来工作和沟通的网络“线头”。
此行还有一个最有意义之处：我们行走跳脱了几个闽南大城市的范畴，也去到了周边的一些县城、乡镇，甚至一些村落。这样的安排让我们找到了一种既在本地，又稍稍溢出本地人习惯的打开方式。
整个驻留的行程非常密集，又是在南方最炎热的时节实施。这种看似“吃力又辛苦”的方式，虽然让我们的筹备和计划性工作付出了比一般艺术项目更多的时间和努力（当然，过去那些真正的航海士、舟师在大海中更加困苦），我们非常幸运能够有这么多同伴，行走的效果也非常之好，印证了我们的确需要更“颗粒度”地去开展地方工作的想法。
厦门其实在100年前，曾出现过一次短暂而辉煌的人类学、民族志考察活动——20世纪20年代的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一群当年还相当年青的教授们，曾对闽南地区进行多重空间的考察、写作和出版，将民俗学、历史学文献融合到人类学与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和跨学科视野当中。
海洋学驻留的路径和目的，在这次行走之后更加明确了：它将区别于现行的那些艺术驻留项目，它并不必然只关注艺术作品内部的生产，而是会更看重现地行走、空间生产和协作网络的形成。
本地人、外地人、
离开的人、回来的人
驻留招募收到50多份申请，每一份申请都包含艺术家对于行走的想象和计划：不同艺术家使用不同媒介进行创作，因而对地方的想象和感知也必然是完全不同的。因此，我们并没有以作品最终呈现来预设选择，而是希望尽可能看到多种可能性：多媒介的、多种工作方式、多种视野的创作和研究。
我们这次三位驻留艺术家：
方迪，他首先是一位非常成熟的以影像作为创作媒介的当代艺术家。但他有不太为大家所知的另一面：在艺术之外，他的职业与海洋有非常大的关系，曾经作为一带一路建设驻派到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工作人员，对于海洋或者海洋经济、身份政治、地缘政治，他都有着超越艺术之外的理解维度。而刚好在去年，他也曾造访泉州并拍摄了一部艺术影片；而这次“海洋学”驻留，他延续了之前的情绪，用15mm胶卷拍摄了一部颇有闽南“侠客”味道的影片。
良亮人，她是一个具有非常多驻留经验，并以现场创作、民俗剪纸、剧场和舞蹈作为创作媒介的艺术家，她最终创作了一个非常有表现力和感染力的环境剧场。
关于海洋作为一种环境媒介视野，实际上在策展工作中隐藏着 一个非常浓烈的问题意识。
李沐杰，她是一位媒介学研究者、写作者。她的创作与前两位完全不同，以写作的方式从一些民俗、故事，以及在地方获得的口述信息里，编纂了一个航海的小说故事，最终在现场以一个互动的文本媒介装置实施。
关于“同行者”艺术家：
这是我们在行走里“发明”的一种方式。
因为我们驻留的名额实在有限，而其中一些创作者所提交的方案，视角太有意思，我们干脆让行程公共化，而不限定少数几个人：任何对我们行程感兴趣的本地或外地创作者，都可以随时加入或者离开。结果，有83位参与行程，包括教师、摄影师、插画师、写作者、电影人各色人等，在最后的展览中呈现他们的知与行。
大概介绍几位同行者的创作：
犀子是一位青年诗人，他致力于撰写一部叫《郑成功》的系列长诗，写到第3部的时候于2019年中断，他参与这次海洋学活动，希望通过实地考察郑氏在福建沿海的行迹，搜集流传的故事、传说，来重启第4部的写作。
在行走的过程里，我们造访了漳州的双第华侨农场，遇见一位叫杨金安的诗人，他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与同伴自组织了一个叫“新死亡诗歌”的社群，写作非常激进；而他本人的身份（60年代印尼归侨）所引发的关于地方、乡土的问题和某种介乎本地与国族，自我与他者的特别情绪让我们有所感知。
关于华侨的故事，我们邀请了厦门的艺术家张娜松和她的学生们，共同创作关于“厦门-菲律宾”的南洋往事，不仅拍摄了一部散文电影，还用舞台美术的方式设计和建造了3座由菲律宾华侨返回故乡建造的番仔楼建筑模型。
在行走的途中，我们还与许许多多有趣的人相遇，例如赤子空间的阿梅和亚三、漳州的纪录片导演杨晖、漳浦的陈逸飞和Carbon的伙伴们、汕头的地方文史研究者陈斯楷和策展人陈柏麒......
插画师大爱，她既作为我们的同行者，也是我们在云霄行程中的航行嘉宾，她最近创作了一部关于家乡小镇青年的作品；然后还有几位刚毕业或者在校的同学：杨迪梦、郑华中和杨悉尼，他们参与我们大部分行走，并以绘画、摄影和写作的形式，把这次行程所见、所观察到的事物进行了各自的记录和创作。
无论是驻留艺术家、航行嘉宾还是同行者艺术家，他们都给出完全不同的创作视角。
驻留的3位艺术家更像是以好奇者的身份参与，从标题就可以看出，他们或多或少都有关于创造某种地方神话故事的倾向；同行者艺术家，他们大都一直在本地创作，长久的身体力行让他们有机会从生活中、从周遭环境里，找到创作的新灵感；航行嘉宾打开了反思本地的批判性视野，这与他们离开又返乡，既了解本地，又有某种跳脱有关。
整个驻地行走过程，把关系紧密的几座城市和地方组织、社群、研究个人相互串联，珍视捕捉到的一手资料。目前，海洋学项目还只进行到第一届，直接链接和观察的地域相对有限，仍需要一个不断整理、积累研究材料的过程，在项目的最初，我们即意识到这会是一个关联甚广，需要长时间持续投入的项目，我们也有计划把未来的项目成果集结成册。
厦 门 岛屿-群岛 个体-群体
TCCA红顶当代艺术中心所在地，曾经是厦门的港口、海洋，填海之后形成目前的地块。这座城市，包括城市中的居民，好像离海洋越来越远。对大部分人来说，海洋更多的只是作为自然景观存在，难以真正产生一个关于「海洋」或者关于「水」的观念。在展期的论坛环节，有嘉宾谈到住在厦门，会疑问：厦门在什么时候最像一个岛屿 ？
那么，「海洋学」项目如何在实践中去松动这种基于陆地偏向的认知，并重新定位和思考?
对于厦门和岛屿，在地理意义上的“发现”实在是太容易了，因为稍微沿着海边走一走，就能感受到一座四周都是海洋的体感。
我认为更重要的，可能还是一种“岛屿-群岛”的特质，以及这种认识在无意识的层面对人们的影响。就像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座孤岛，任何的岛屿的旁边，都包含着另外一些，或许被人为忽视的，或许是更渺小的岛屿，甚至或许只是一块礁岩、鸟岛和浮屿，它们其实是以一种潜在性的关系连接到一起。
我也是在写一篇关于黄永砯老师和厦门达达的文章时，回过头重新思考某种“来处”的时候，才突然感受到：原来在厦门，一直就存在着这样一种“个体-群体”的特别状态。
摘 录 岛屿？散—聚
大概我是先知道厦门的达达，再知道苏黎世的达达、柏林的达达以及拒绝成为达达的杜象（杜尚）的。因而除了“达达”之外，似乎还存有另一个重点——即每一个“达达”前缀的“地方”，那些处于历史中的它们在不同时局对“达达”进行各自描绘，最终叠加在同一连续的处所，如同一个时间而非空间的岛-链，“达达”便不再是特指某一个确切地点，而是某种在游移和变动中并不存在的“地志”（topography的词根来自于topos，topos最早来源巴门尼德，是关于位置）。
厦门，岛屿形态。但我们知道，没有岛屿是唯一的孤岛，厦门在这一意义上，也从来不是一个岛屿，它包含着鼓浪屿、嘉禾（本岛，或许并不该有这一说法）、鳄鱼岛、大小金门、甚至由陆地伸出来的各类半岛以及诸多并不知名、我们也未曾造访的立锥礁岩。某种我们自以为所见的对地方理解的“确定”，其实被许许多多隐藏了的其他理解所包围着。于是，似乎可以想象出一种隐喻的岛屿模型，它有时“聚-散”，既是整体的世界，又包含着一方世界、每个个体的世界。而“有时”就是“即刻”也是“临时”，过后便可散去，再“有时”便又聚。这一作为岛屿形态的地方展示出某种未经编排但仍有序集合的联结倾向，同时它并不具备背景特征，每个人及其地方都有各自的边界，而它又总是在试图回到每一个人后，并再次朝向可能的集群。
我会感觉这些都是“厦门”的达达无形中带给这个地方后来诸多艺术实践者们的特质，他们也都皆是如此行过。
这种感觉也延续到了“海洋学”项目的理念和工作方式里。
这是我们为展览设计的一个标志，试图用这张图来表达整个行走所希望的“岛屿-群岛”-“个体-群体”状态。
实线是顺风相送，《顺风相送》是一部完全属于个体性的秘密书写。作为古代航海手册，被人描述为“舟子秘本”，我们也有我们的“秘本”。在考察的过程中，我们尽量让每位参与者都生成各自的观察角度，收获到他自身对于地方的理解和感知。
虚线是萍聚物散。这是一种关于群体的技术——“水密隔舱”技术，以及由此特殊技术引发的社群关系与社会结构。水密隔舱在技术上能增强船身强度、保证航海安全、便于储存货物，这是一般的解释，但在社会习俗方面，水密隔舱与世俗社会完美契合——这是一个风险/利益（某种古代的共益机制）共同体的表现：一方面是本地区社会各阶层共同维系着良好关系，政商和民间的力量以共同合力进行海洋商贸；另一方面是人们在航海途中组成一个社会团体，共同抵抗自然风险，合力阻击盗贼侵扰。我们借鉴了“水密隔舱”的实用性和象征理念，打造了这次活动的“水密隔舱”，我们的活动因此是相对松散的组织或者自组织状态，大家虽然共在一艘“船”上，却并非铁板一块，而是时聚时散，在中途可以随时加入或离开，10余场的“分享会”，则提供了“聚和散”的共享平台。
仿“泉州宋船上物货牌签”线描图制作，驻留同行者名单：
陈丹妮、申晨、杨剑雄、李必豪、马赛、龙奕瑭、刘畑、芬雷、陈逸飞、杨晖、星野学社在地团队、阿梅、亚三、陈荣新、陈秀珠、姚庆达、大爱、陈斯楷、张家伟、黄晓伟、陈柏麒、叶贻雄、林銮崇、杜晓峰、赵敏、杨金安、Bong Antivola 、刘一山、发条程、罗联璧、 饼饼、许炜煜、陈花现、紫日、张娜松......“______”（按照“登船”时间落座）
虽然我们没办法真正回到历史原场、或者真正去到远洋的航船中，去见证这种关于“海洋-地方”的顺风相送、萍聚雾散的社会形态，但巧的是，在厦门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场景——它完美地体现了这种朝向地方协作、群体与个人都在场的场景：具名者、匿名者、长居的人、做生意的临时居客、职业、代称、有关的人、热心者……在这张照片里，社区、社群就仿佛是一艘水密隔舱船，而损坏的水井似乎就是某个需要修补处。
对于“岛屿-群岛”、“个体-群体”，一方面来源于对地方的现地考察，另一方面也体现在生活在本地的人的潜意识之中，这大概是一种需要重新发现的技术——地域感知：
所谓地域不仅仅是已经固定的地理实体，更是人际活动所创造的结果，由于创造地域概念的主体多种多样，要想建立共同的地域意识，就必须确立足以吸引同一地域的人产生共感的认同性。
所以对于厦门的思考，绝对不能仅仅局限在“厦门岛”这样一个狭小的区域来看。而是应该投入时间和精力去推动和参与整个沿海区域的各种互动。而我们的驻留板块——《“氵”部地理学》正是试图尝试提出并开启这样的地理想象力发散。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考察放到厦漳泉全域，延展到广东的汕头，再到澳门；甚至延展到在空间里完全超出了闽南人思考的北方环渤海——北方丝绸之路起点的山东昌邑，以及丹东也有北方的天后宫；当然，我们也应该将思考的视野放到某种“东亚”、“全球南方”的思想史脉络里，在时间和历史的意义上，重寻已然逐渐被本地遗忘的东南亚移民；当然也包括台湾——由于政治的原因，在台湾海峡区域之间，仍然缺少着把这个地域加以整合性认知的基础。
在行走、思考和展览、交流中，我们逐渐清晰了关于“海洋学”背后的可能性。我们需要正视目前的思想格局：有关东南沿海地域认同的想象力，以及它在不同区域内部腹地的影响，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历史内涵？
在区域的疆界阻隔日益松动的现实状况下，打造新的替代性成为可能：疆界的灵活性、交流中的分散性、联合的多重性变得迫切；而建立这种多重认知，也需要有效避免一种“地域的中心主义”倾向（这个在一些地方政府或文史研究者那里普遍存在）。
岛屿-群岛的状态，以及离散的人与群，让我们认识到去生产一种对立姿态的“地方主义”是无效的。那么我们可以先踏出第一步，通过这次“海洋学”实践，搜索和整理隐藏的知识遗产，并用它们进行自我训练，从而达到新的可能。
其一，驻留和行走有可能搅动一种“体制外的知识运动”，以避免体制内知识生产因学问的高度精细化而导致的知识破碎，同时避免因远离现实生活的复杂状况而忽视现地的经验；当然，如果这些体制外的知识活动能够自觉的与大学体制内部的革新结合，并对后者发生影响，那么它或许可以找到更广阔的前景。
其二，基于地方的跨学科尝试，创造一个可以共通的工作场所（glocalizing working）。现实状况越是复杂，客观认知就越是必要，而这种认知绝非直观的经验论，或者抽象的观念论可以完成。关注学科内部深度独创性的工作，那么，这种工作可以转换为思想生产的跨学科媒介。
海洋学项目目前仍在发展中，我们也无法预见“海洋学”的研究最终会驶向怎样的成果，但我们可提供一个从TCCA红顶当代艺术中心出发，基于地缘、基于协作、基于可能性等，提出的“海洋学”项目阶段性开展的思路：从构建在地网络、串连地方组织，到连通南北海岸、对话中国海洋城市，直至依托古代及现代海上丝绸之路，串联起不同文明间的深层关联。从美术馆的角度来说，将潜心对项目的探索，期待项目在回顾时切实地展现出其价值。
此次驻地行走的线路，从厦门启航，在漳州、泉州、汕头等沿海港口游弋，并顺风相送，一路向南，延伸至澳门、东南亚等区域。除厦、漳、泉、汕、澳等地外，也探访了其腹地的县市区域泉港、晋江、安海、双第、海澄、龙海、漳浦、云霄等，这些地方并不为人所熟悉，但它们的“氵”部偏旁，却提示着另一种由名称、制图和想象力组成的地理状态。
行走的参与者，则是包括三位驻留艺术家、同行艺术家以及家乡在所在地的航行嘉宾，不同身份的介入，都给出了完全不同的创作视角。整个过程包含策展、驻留、行走、影像创作等不同形式，并同步举办讲座、论坛、出版等公教活动。
最终，驻地版块展览以文字书写、装置、影像为媒介，向观众展示了本次驻留行走项目中驻地艺术家的研究及创作成果、同行者自然生发的创作、以及记述电影小组的展映计划。
现地行走、空间生产
和协作网络的形成
这个想法其实有一部分来源于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过程性地图，费尔南·布罗代尔指出，真正好的历史学研究应该在研究时间维度的同时在空间维度上下大功夫。
在阅读了他对于地中海世界的一些研究后，我们意识到驻留或者考察的工作是非常必要的。那么，我们对于中国东南沿海、台湾海峡区域的研究和考察，有没有可能通过策展式研究、艺术项目和驻留行走的方式，去编织展开某种区域交流的历史和地理的视野呢？
所以，“海洋学”驻地项目的板块，在前期筹备过程中进行了非常长且复杂的工作，但对于一个可能长达几年的考察而言，仍然只是小小的开启。
我们除了对于闽南，那些大家相对比较熟知的3座大城市的内部历史遗存进行了考察安排，也计划着与本地社群去建立关系，因此，我们联络一些当地的文史研究者、艺文工作者，以及一些青年社群，并在路途过程中开展多达12场交流的活动，希望能在第一次极其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地尝试找到一个朝向未来工作和沟通的网络“线头”。
此行还有一个最有意义之处：我们行走跳脱了几个闽南大城市的范畴，也去到了周边的一些县城、乡镇，甚至一些村落。这样的安排让我们找到了一种既在本地，又稍稍溢出本地人习惯的打开方式。
整个驻留的行程非常密集，又是在南方最炎热的时节实施。这种看似“吃力又辛苦”的方式，虽然让我们的筹备和计划性工作付出了比一般艺术项目更多的时间和努力（当然，过去那些真正的航海士、舟师在大海中更加困苦），我们非常幸运能够有这么多同伴，行走的效果也非常之好，印证了我们的确需要更“颗粒度”地去开展地方工作的想法。
厦门其实在100年前，曾出现过一次短暂而辉煌的人类学、民族志考察活动——20世纪20年代的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一群当年还相当年青的教授们，曾对闽南地区进行多重空间的考察、写作和出版，将民俗学、历史学文献融合到人类学与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和跨学科视野当中。
海洋学驻留的路径和目的，在这次行走之后更加明确了：它将区别于现行的那些艺术驻留项目，它并不必然只关注艺术作品内部的生产，而是会更看重现地行走、空间生产和协作网络的形成。
本地人、外地人、
离开的人、回来的人
驻留招募收到50多份申请，每一份申请都包含艺术家对于行走的想象和计划：不同艺术家使用不同媒介进行创作，因而对地方的想象和感知也必然是完全不同的。因此，我们并没有以作品最终呈现来预设选择，而是希望尽可能看到多种可能性：多媒介的、多种工作方式、多种视野的创作和研究。
我们这次三位驻留艺术家：
方迪，他首先是一位非常成熟的以影像作为创作媒介的当代艺术家。但他有不太为大家所知的另一面：在艺术之外，他的职业与海洋有非常大的关系，曾经作为一带一路建设驻派到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工作人员，对于海洋或者海洋经济、身份政治、地缘政治，他都有着超越艺术之外的理解维度。而刚好在去年，他也曾造访泉州并拍摄了一部艺术影片；而这次“海洋学”驻留，他延续了之前的情绪，用15mm胶卷拍摄了一部颇有闽南“侠客”味道的影片。
良亮人，她是一个具有非常多驻留经验，并以现场创作、民俗剪纸、剧场和舞蹈作为创作媒介的艺术家，她最终创作了一个非常有表现力和感染力的环境剧场。
关于海洋作为一种环境媒介视野，实际上在策展工作中隐藏着 一个非常浓烈的问题意识。
李沐杰，她是一位媒介学研究者、写作者。她的创作与前两位完全不同，以写作的方式从一些民俗、故事，以及在地方获得的口述信息里，编纂了一个航海的小说故事，最终在现场以一个互动的文本媒介装置实施。
关于“同行者”艺术家：
这是我们在行走里“发明”的一种方式。
因为我们驻留的名额实在有限，而其中一些创作者所提交的方案，视角太有意思，我们干脆让行程公共化，而不限定少数几个人：任何对我们行程感兴趣的本地或外地创作者，都可以随时加入或者离开。结果，有83位参与行程，包括教师、摄影师、插画师、写作者、电影人各色人等，在最后的展览中呈现他们的知与行。
大概介绍几位同行者的创作：
犀子是一位青年诗人，他致力于撰写一部叫《郑成功》的系列长诗，写到第3部的时候于2019年中断，他参与这次海洋学活动，希望通过实地考察郑氏在福建沿海的行迹，搜集流传的故事、传说，来重启第4部的写作。
在行走的过程里，我们造访了漳州的双第华侨农场，遇见一位叫杨金安的诗人，他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与同伴自组织了一个叫“新死亡诗歌”的社群，写作非常激进；而他本人的身份（60年代印尼归侨）所引发的关于地方、乡土的问题和某种介乎本地与国族，自我与他者的特别情绪让我们有所感知。
关于华侨的故事，我们邀请了厦门的艺术家张娜松和她的学生们，共同创作关于“厦门-菲律宾”的南洋往事，不仅拍摄了一部散文电影，还用舞台美术的方式设计和建造了3座由菲律宾华侨返回故乡建造的番仔楼建筑模型。
在行走的途中，我们还与许许多多有趣的人相遇，例如赤子空间的阿梅和亚三、漳州的纪录片导演杨晖、漳浦的陈逸飞和Carbon的伙伴们、汕头的地方文史研究者陈斯楷和策展人陈柏麒......
插画师大爱，她既作为我们的同行者，也是我们在云霄行程中的航行嘉宾，她最近创作了一部关于家乡小镇青年的作品；然后还有几位刚毕业或者在校的同学：杨迪梦、郑华中和杨悉尼，他们参与我们大部分行走，并以绘画、摄影和写作的形式，把这次行程所见、所观察到的事物进行了各自的记录和创作。
无论是驻留艺术家、航行嘉宾还是同行者艺术家，他们都给出完全不同的创作视角。
驻留的3位艺术家更像是以好奇者的身份参与，从标题就可以看出，他们或多或少都有关于创造某种地方神话故事的倾向；同行者艺术家，他们大都一直在本地创作，长久的身体力行让他们有机会从生活中、从周遭环境里，找到创作的新灵感；航行嘉宾打开了反思本地的批判性视野，这与他们离开又返乡，既了解本地，又有某种跳脱有关。
整个驻地行走过程，把关系紧密的几座城市和地方组织、社群、研究个人相互串联，珍视捕捉到的一手资料。目前，海洋学项目还只进行到第一届，直接链接和观察的地域相对有限，仍需要一个不断整理、积累研究材料的过程，在项目的最初，我们即意识到这会是一个关联甚广，需要长时间持续投入的项目，我们也有计划把未来的项目成果集结成册。
厦 门 岛屿-群岛 个体-群体
TCCA红顶当代艺术中心所在地，曾经是厦门的港口、海洋，填海之后形成目前的地块。这座城市，包括城市中的居民，好像离海洋越来越远。对大部分人来说，海洋更多的只是作为自然景观存在，难以真正产生一个关于「海洋」或者关于「水」的观念。在展期的论坛环节，有嘉宾谈到住在厦门，会疑问：厦门在什么时候最像一个岛屿 ？
那么，「海洋学」项目如何在实践中去松动这种基于陆地偏向的认知，并重新定位和思考?
对于厦门和岛屿，在地理意义上的“发现”实在是太容易了，因为稍微沿着海边走一走，就能感受到一座四周都是海洋的体感。
我认为更重要的，可能还是一种“岛屿-群岛”的特质，以及这种认识在无意识的层面对人们的影响。就像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座孤岛，任何的岛屿的旁边，都包含着另外一些，或许被人为忽视的，或许是更渺小的岛屿，甚至或许只是一块礁岩、鸟岛和浮屿，它们其实是以一种潜在性的关系连接到一起。
我也是在写一篇关于黄永砯老师和厦门达达的文章时，回过头重新思考某种“来处”的时候，才突然感受到：原来在厦门，一直就存在着这样一种“个体-群体”的特别状态。
摘 录 岛屿？散—聚
大概我是先知道厦门的达达，再知道苏黎世的达达、柏林的达达以及拒绝成为达达的杜象（杜尚）的。因而除了“达达”之外，似乎还存有另一个重点——即每一个“达达”前缀的“地方”，那些处于历史中的它们在不同时局对“达达”进行各自描绘，最终叠加在同一连续的处所，如同一个时间而非空间的岛-链，“达达”便不再是特指某一个确切地点，而是某种在游移和变动中并不存在的“地志”（topography的词根来自于topos，topos最早来源巴门尼德，是关于位置）。
厦门，岛屿形态。但我们知道，没有岛屿是唯一的孤岛，厦门在这一意义上，也从来不是一个岛屿，它包含着鼓浪屿、嘉禾（本岛，或许并不该有这一说法）、鳄鱼岛、大小金门、甚至由陆地伸出来的各类半岛以及诸多并不知名、我们也未曾造访的立锥礁岩。某种我们自以为所见的对地方理解的“确定”，其实被许许多多隐藏了的其他理解所包围着。于是，似乎可以想象出一种隐喻的岛屿模型，它有时“聚-散”，既是整体的世界，又包含着一方世界、每个个体的世界。而“有时”就是“即刻”也是“临时”，过后便可散去，再“有时”便又聚。这一作为岛屿形态的地方展示出某种未经编排但仍有序集合的联结倾向，同时它并不具备背景特征，每个人及其地方都有各自的边界，而它又总是在试图回到每一个人后，并再次朝向可能的集群。
我会感觉这些都是“厦门”的达达无形中带给这个地方后来诸多艺术实践者们的特质，他们也都皆是如此行过。
这种感觉也延续到了“海洋学”项目的理念和工作方式里。
这是我们为展览设计的一个标志，试图用这张图来表达整个行走所希望的“岛屿-群岛”-“个体-群体”状态。
实线是顺风相送，《顺风相送》是一部完全属于个体性的秘密书写。作为古代航海手册，被人描述为“舟子秘本”，我们也有我们的“秘本”。在考察的过程中，我们尽量让每位参与者都生成各自的观察角度，收获到他自身对于地方的理解和感知。
虚线是萍聚物散。这是一种关于群体的技术——“水密隔舱”技术，以及由此特殊技术引发的社群关系与社会结构。水密隔舱在技术上能增强船身强度、保证航海安全、便于储存货物，这是一般的解释，但在社会习俗方面，水密隔舱与世俗社会完美契合——这是一个风险/利益（某种古代的共益机制）共同体的表现：一方面是本地区社会各阶层共同维系着良好关系，政商和民间的力量以共同合力进行海洋商贸；另一方面是人们在航海途中组成一个社会团体，共同抵抗自然风险，合力阻击盗贼侵扰。我们借鉴了“水密隔舱”的实用性和象征理念，打造了这次活动的“水密隔舱”，我们的活动因此是相对松散的组织或者自组织状态，大家虽然共在一艘“船”上，却并非铁板一块，而是时聚时散，在中途可以随时加入或离开，10余场的“分享会”，则提供了“聚和散”的共享平台。
仿“泉州宋船上物货牌签”线描图制作，驻留同行者名单：
陈丹妮、申晨、杨剑雄、李必豪、马赛、龙奕瑭、刘畑、芬雷、陈逸飞、杨晖、星野学社在地团队、阿梅、亚三、陈荣新、陈秀珠、姚庆达、大爱、陈斯楷、张家伟、黄晓伟、陈柏麒、叶贻雄、林銮崇、杜晓峰、赵敏、杨金安、Bong Antivola 、刘一山、发条程、罗联璧、 饼饼、许炜煜、陈花现、紫日、张娜松......“______”（按照“登船”时间落座）
虽然我们没办法真正回到历史原场、或者真正去到远洋的航船中，去见证这种关于“海洋-地方”的顺风相送、萍聚雾散的社会形态，但巧的是，在厦门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场景——它完美地体现了这种朝向地方协作、群体与个人都在场的场景：具名者、匿名者、长居的人、做生意的临时居客、职业、代称、有关的人、热心者……在这张照片里，社区、社群就仿佛是一艘水密隔舱船，而损坏的水井似乎就是某个需要修补处。
对于“岛屿-群岛”、“个体-群体”，一方面来源于对地方的现地考察，另一方面也体现在生活在本地的人的潜意识之中，这大概是一种需要重新发现的技术——地域感知：
所谓地域不仅仅是已经固定的地理实体，更是人际活动所创造的结果，由于创造地域概念的主体多种多样，要想建立共同的地域意识，就必须确立足以吸引同一地域的人产生共感的认同性。
所以对于厦门的思考，绝对不能仅仅局限在“厦门岛”这样一个狭小的区域来看。而是应该投入时间和精力去推动和参与整个沿海区域的各种互动。而我们的驻留板块——《“氵”部地理学》正是试图尝试提出并开启这样的地理想象力发散。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考察放到厦漳泉全域，延展到广东的汕头，再到澳门；甚至延展到在空间里完全超出了闽南人思考的北方环渤海——北方丝绸之路起点的山东昌邑，以及丹东也有北方的天后宫；当然，我们也应该将思考的视野放到某种“东亚”、“全球南方”的思想史脉络里，在时间和历史的意义上，重寻已然逐渐被本地遗忘的东南亚移民；当然也包括台湾——由于政治的原因，在台湾海峡区域之间，仍然缺少着把这个地域加以整合性认知的基础。
在行走、思考和展览、交流中，我们逐渐清晰了关于“海洋学”背后的可能性。我们需要正视目前的思想格局：有关东南沿海地域认同的想象力，以及它在不同区域内部腹地的影响，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历史内涵？
在区域的疆界阻隔日益松动的现实状况下，打造新的替代性成为可能：疆界的灵活性、交流中的分散性、联合的多重性变得迫切；而建立这种多重认知，也需要有效避免一种“地域的中心主义”倾向（这个在一些地方政府或文史研究者那里普遍存在）。
岛屿-群岛的状态，以及离散的人与群，让我们认识到去生产一种对立姿态的“地方主义”是无效的。那么我们可以先踏出第一步，通过这次“海洋学”实践，搜索和整理隐藏的知识遗产，并用它们进行自我训练，从而达到新的可能。
其一，驻留和行走有可能搅动一种“体制外的知识运动”，以避免体制内知识生产因学问的高度精细化而导致的知识破碎，同时避免因远离现实生活的复杂状况而忽视现地的经验；当然，如果这些体制外的知识活动能够自觉的与大学体制内部的革新结合，并对后者发生影响，那么它或许可以找到更广阔的前景。
其二，基于地方的跨学科尝试，创造一个可以共通的工作场所（glocalizing working）。现实状况越是复杂，客观认知就越是必要，而这种认知绝非直观的经验论，或者抽象的观念论可以完成。关注学科内部深度独创性的工作，那么，这种工作可以转换为思想生产的跨学科媒介。
海洋学项目目前仍在发展中，我们也无法预见“海洋学”的研究最终会驶向怎样的成果，但我们可提供一个从TCCA红顶当代艺术中心出发，基于地缘、基于协作、基于可能性等，提出的“海洋学”项目阶段性开展的思路：从构建在地网络、串连地方组织，到连通南北海岸、对话中国海洋城市，直至依托古代及现代海上丝绸之路，串联起不同文明间的深层关联。从美术馆的角度来说，将潜心对项目的探索，期待项目在回顾时切实地展现出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