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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伴而行
游动论、三线工厂、闪电传真机、社区实验室,结伴而行,2018-
OnNomad, Three-front Factories, Flash Fax, and Social Practice Lab,Together We Go
芮兰馨，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博士后，研究关注社会景观影像与记忆书写。
Rui Lanxin, Postdoc in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and Design at Sun Yat-sen University, focuses on social landscape images and memory writing.
施昀佑，1985年生于台湾彰化，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学系（2007），芝加哥艺术学院雕塑创作硕士（2014），曾受邀参与史勾西根绘画雕塑学校，2017年与友人共同成立「害喜影音综艺」并担任负责人至今。Yunyu “Ayo” Shih is born in 1985 in Changhua, Taiwan. He graduated from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with a BA in History in 2007 and School of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with an MFA in Sculpture in 2014. He participated in the Skowhegan School of Painting and Sculpture. In 2017, he founded Hide&Seek Audiovisual Art Ltd. together with friends.
张涵露，出生成长于上海，求学于匹兹堡和芝加哥，现住在广州，是广东时代美术馆的策展人，她所在的「社区实验室」致力于重新想象美术馆与植根于社区和社会现实的艺术实践之间的联系。她是长期的写作者，在纽约、北京、香港、巴黎等地参与过一些展览的策划，也曾任Artforum中文网编辑。Zhang Hanlu is born and raised in Shanghai. She studied in Pittsburgh and Chicago and is now living in Guangzhou. As Curator of the Social Practice Lab at Guangdong Times Museum, she hopes to reimagine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art institution and socially rooted art practices. She curated exhibitions in New York, Beijing, Hong Kong, and Paris and was Editor at Artforum.com.cn.
朱建林， 1988年生于广东吴川，2012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第二工作室，2013年与冯伟敬创办《冯火月刊》，2014年至今担任黄边站项目统筹。Zhu Jianlin is born in 1988 in Wuchuan, Guangdong. He graduated from the Second Oil Painting Studio at the Guangzhou Academy of Fine Arts. In 2013, Zhu founded FongFo, an independent monthly magazine, with Feng Weijing. Since 2014, he is Project Coordinator at HB Station.
Rui Lanxin, Postdoc in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and Design at Sun Yat-sen University, focuses on social landscape images and memory writing.
施昀佑，1985年生于台湾彰化，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学系（2007），芝加哥艺术学院雕塑创作硕士（2014），曾受邀参与史勾西根绘画雕塑学校，2017年与友人共同成立「害喜影音综艺」并担任负责人至今。Yunyu “Ayo” Shih is born in 1985 in Changhua, Taiwan. He graduated from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with a BA in History in 2007 and School of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with an MFA in Sculpture in 2014. He participated in the Skowhegan School of Painting and Sculpture. In 2017, he founded Hide&Seek Audiovisual Art Ltd. together with friends.
张涵露，出生成长于上海，求学于匹兹堡和芝加哥，现住在广州，是广东时代美术馆的策展人，她所在的「社区实验室」致力于重新想象美术馆与植根于社区和社会现实的艺术实践之间的联系。她是长期的写作者，在纽约、北京、香港、巴黎等地参与过一些展览的策划，也曾任Artforum中文网编辑。Zhang Hanlu is born and raised in Shanghai. She studied in Pittsburgh and Chicago and is now living in Guangzhou. As Curator of the Social Practice Lab at Guangdong Times Museum, she hopes to reimagine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art institution and socially rooted art practices. She curated exhibitions in New York, Beijing, Hong Kong, and Paris and was Editor at Artforum.com.cn.
朱建林， 1988年生于广东吴川，2012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第二工作室，2013年与冯伟敬创办《冯火月刊》，2014年至今担任黄边站项目统筹。Zhu Jianlin is born in 1988 in Wuchuan, Guangdong. He graduated from the Second Oil Painting Studio at the Guangzhou Academy of Fine Arts. In 2013, Zhu founded FongFo, an independent monthly magazine, with Feng Weijing. Since 2014, he is Project Coordinator at HB Station.
张涵露：我参与了去年的几个行走项目，对我来说不仅仅是完成一个项目，虽然出发前也有调查，但更多是和朋友经历的一段旅程、一些日常相处的时间。所以我想邀请和我一起参与了不同项目的朋友们一起来做今天的分享。我想先介绍一下“游动论”。“游动论西南行”是一个比较难描述的项目，是由不同人带着不同的意图、任务或者工作，一起拼团上路的项目。所以它不会有一个整体性的描述。我今天会从我的视角来说，今后你们可能会从不同的参与成员中听到不同的讲述，所以说它只能呈现出一些碎片。对于我来说，参与“实践游动论西南行”是带着研究的希望上路的，它基于我在时代美术馆发起的一个研究项目“母语计划”，这也是今天分享中着重强调的面向。
“游动论”的行走，很难用语言描述，它是一段非常身体性的、感知导向的经验。所以我希望通过一些很日常的角度，一些旅程过程中高光时刻的图片来描述对这个项目的感受。
“游动论西南行”去了成都、康定、遵义、贵阳和昆明这几座城市，第一张照片拍摄于康定。恰逢甘孜县甘孜州自治区成立70周年，很多生活在甘孜州周边牧区的人们都会到首府康定参加庆典活动。当地有一个标志性的符号——康巴汉子，在当时并未出现。所以在饭店吃饭时，我们看到几百个身高1米9、穿着当地传统服饰、带着牛仔样式的帽子并配以长靴、长相帅气、因为平日骑马的经验所以走路姿势特别有气势的康巴汉子时，立马就把在场的直男直女酷儿们迷倒了。尤其是作为南方人的我们的面目长相、身高和口音与他们之间形成的差异，并由此带来的身体性的、甚至激素性的冲击，让我们产生了一种目瞪口呆，甚至迷晕的状态。
西南行这一路去了很多非汉族（聚居）的地区，这是第一个。我们的经验无疑是非常猎奇的，或者说几乎处于一个认知空白的状态，它的反应直接是身体上甚至是激素上的冲击。我觉得这种认知空白的状态会持续在现代性当中的很多时刻。回来后不久就有了丁真在网络走红的事件，对我而言，这种从当地带回来的，身体感知上的记忆让我意识到这个差异（这个差异具体是什么？）非常大。这个差异是无法被通过丁真所制造的舆论或话语上的消费所拉平。现在他更像是变成了一种偶像的形象，使我们产生对话，或消磨差异，但其实不是的。康定的路上有很多横幅，见的最多的是不同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的抱在一起的图像。我觉得石榴籽简直是世界上最恐怖的一个意向，即密集恐惧症。明明是不一样的人，为什么都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绑在一起。我试图记住这个时刻，带着这样的思考，也想引出“母语计划”的目标：发明新的语言去讨论差异，以及发明新的语言去讨论团结。有没有是一种其他的团结可能性？这是我想提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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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行的参与者各有自己的任务，里面最主要和最明显的线索就是“满洲飞儿子”，一个沈阳实验乐队的巡演，他们坐着高铁、租车，跑到不同城市去演出。这趟高铁旅程是从成都到遵义，我在这里经历西南行中最高光的时刻——坐过站。我们在高铁上非常投入地研究了柄谷行人的《游动论》，项目名字也来源与此。同时，我们也在打印了一些可以共享的思想性和文学性的资源及参考文本，供大家传阅。例如，之前正好发生了一些针对蒙古族的（刻板事件？），我们打印了宝格利教授研究蒙古族的一篇文章，以及贵阳的音乐人和作家狄贵所写的诗集《白蚁》（待确定？）。我没事时就在车上和雨斌、飞鸿一起读《游动论》[1]，文章里柄谷行人试图通过一个原始的游动社会，例如像游牧的采集、打猎这样的社会形态去重审现在新自由主义下的社会形态。里面也提到个体和集体之间的关系、集体无意识等等，他提到“根本不相信存在任何不被集体经验规定的鲜艳的形而上的个体”，我们当时也处于一种大家一起上路并经历了很多事情的状态，所以让我们特别投入，这也让我想到中国历史对于集体和个体的一些反应，包括中国当代艺术的出现，其实也是一种个体表达的萌芽。而这种个体其实是一种现代主义对个体天才的崇拜，将艺术和纯粹的个体创造力进行对接。而这种萌芽好像回应了一种集体主义的历史，集体创作、集体生活的历史，这里是有一点应激性。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如何重新看待集体，看待一群人在一起生活或者工作？我是一个绝对不会高铁坐过站的人，没想到竟是沉迷于集体无意识导致我坐过站了。
我觉得“西南行”的行走，有两种迁徙。一种关于地区的人和空间，引用人类学家斯科特标题的话“逃避统治的艺术”，是山地族在历史上不断与中央权力抗争和迁徙，直到找到新的地方定居的这样一种迁徙路线。另一种是中央强力意志主导下的迁徙，例如等会提到的“三线建设”。这是两种不同和权利发生关系的迁徙，这在整个西南地区里是非常明显的。包括我们在遵义或贵阳所碰到的年轻人，他们基本上一个人的家族就是一部迁移史。朋友曾带我们去到一个处于半荒废状态的苗寨，我们先去到一个村子，然后在高速下开了一小时，最后步行半小时才抵达。这个过程也让让我们从身体上经历了一种手足情的存在，他们真的是在一个偏远的与世隔绝的地方生活。
这张照片是苗族一部分村寨的传统仪式，也是一种舞蹈（芦笙舞“滚山珠”？）。我后来了解到他们的历史观十分有趣，他们经常会问：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怎么来到这个地方，以及我们将来会怎样。这几个问题和他们的身份认同息息相关。村寨的所有成员每年都会一起参与这个舞蹈和仪式，重走他们祖先从一个地方到达现在所处地方的路径，以此作为一种社区凝结的方式。这种对于路径的重复排演，可以看到一种背后的历史观，即历史是可以被反复排演的。通过舞蹈或仪式对过去的事件，对历史的美学反复演绎和重新叙述，使历史变成对现实生活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的同时，也在构建社群的身份认同。阅读这些资料我很容易被这种精神性、手足族群的、感知力的实践所打动。它们往往构成了一整套的世界观、历史观或民族观，这背后存在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源，但是他们往往在主流话语中被简化为愚昧落后或是封建。
对我们来说很多事情并不是在路上完成，而是在路上发生的。路上往往是很多事情的开始。例如有一位朋友，原本和在遵义本地 的中学老师一起做活动空间，她参加了我们的活动，最后大家变成了朋友，并参与了全程的路线。这里面有很多回忆，但是是完成感受性和抽象的记忆，很难用语言去描述。“西南行”的参与者里有情侣，有朋友，在这个过程中有对情感的加深，也有冲突。我觉得就像是一群来自平底的人，到了山地之后所经历的群体性迷茫的事件。
在贵阳的行走中，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一天下着毛毛细雨，大家走到一个喷水池前。这个喷水池所在的十字路口表面上和上海的徐家汇之间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当地的朋友告诉我们，这是苗族的一个圣地。每年农历四月八日，他们都会在碰水池边跳旋转舞，或者祭拜。这背后是一位在战争中牺牲的英雄的神话传说。苗族每十二年会杀一次牛，并将杀下来的牛皮换上鼓，并用鼓心敲击，目的是为了提醒自己，需要找回自己的故土。这给我带来一种巨大的冲击，我身处一个都市霓虹灯的场景，背后城市的历史肌理确实如丰富。
这张图是我们在贵阳看到的“极光”，当时正好在楼顶烤火。因为当地的天气非常阴冷潮湿，空间里有厚重的水气，以至于城市的灯光会反射在天空上，形成了这些彩色的天空。我们当时好像真的相信有“极光”的存在，那是一种刹那间失去了理性思考或者逻辑思维的时刻，这也是我从天气和个人的精神状态去回忆旅程的一个视角。
最后一张是在遵义，兰馨带我们去了附近的一个三线工厂。等下会她会做详细的介绍。整个“游动论西南行”的过程就是这样，带着一种快乐和迷糊的心情，以及各自的研究和工作和大家进行交流。在整个过程中，沈阳的朋友会对比东北的状况，将东北计划经济失败后和三线工厂的历史脉络进行一个比较。
我记得在整个过程中，其实沈阳的朋友们也会经常比较东北的状况，就是东北计划经济失败，下岗潮导致的人的一种精神状况和三线工厂的历史脉络的一个比较。其实对我来说，我是分别从不同的朋友的研究那边知道两个？也是第一次这样，这两者是有某种比较，我也觉得特别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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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兰馨：2020年我开始做三线的田野和前期调研，但当时并没有做一个系统的叙述性的研究，所以今天的分享也是基于当时田野的经验，以及带出来的三线建设的相关内容。因为这个项目的语境过于庞大，我试图通过几个关键点和西南行的一些经验来做这次的分享。
这个工厂所在地位于离遵义市区大概几十公里一个叫绥阳县的地方，是在一个深山中。当时驱车进来，我们立马被这座建筑惊吓到，它的体积非常的巨大，可以说它完全不存在我对中国近现代建筑的认知范畴里。这其实是一个体育场，它的背景和三线建设有很大的关系。当时遵义作为三线建设非常重要的航空航天军事秘密基地，有许多的厂区。而这个体育场中间的方形空间是他们的露天放映室，会在这里举办公共活动。现在它已经荒废了，旁边的小厂还存放着一些废弃的史料。我想由这座建筑引出“三线建设”这个词并介绍一下它的背景。其实很多人，包括西南的朋友对这个概念也是不熟悉的。它的历史语境，首先是伴随军事政策的部署产生。它有两个语境，来自于1964年毛泽东领导的中央团体对当时政治形势的个人判断。一个是关于美国对帝国主义的一个警惕，尤其是越战之后，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第二是赫鲁晓夫上台后，中共对于修正主义的警惕。当时中国所有的军工、基建、技术、人员非常密集的分布在东部的几个大城市，例如沈阳、广州、上海。一旦航空战的爆发，中国将被精准打击，甚至会全军覆没。三线的提出就是以一线（中国的东部沿海）作为参照，往内陆推移。所以地理概念的三线，在这个基础上被划分成为了一块很明确的区域。包括了西南云贵川、湖南、湖北和江西的局部地区、西部地区西北西北这一块。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可能是酒泉卫星基地。
我为什么对三线产生兴趣并想进行深入的研究？有三件事，第一件事是前几年在成都我一直住在一个只有上海人的老社区里，当时并不知道三线建设这样的历史语境。他们曾用上海话和我解释说他们来自一个军工厂，60年代搬来后就再没回去。除了当地的军工产业和社群，并没有其他的连接。一个保安大爷曾这么说道：上海是我们回不去的地方，我们不是上海人，但我们也不是成都人。另一件事来自我雅安朋友，他曾和我描述过一个画面：从雅安回家的路上会途径很多山洞，里面驻扎着军队，当地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秘密的军事产业。第三点真正让我开始动身的原因来自前两年我和外公做的口述，发现他参与过晨昏线，也是三线里非常重要的一个建设。（详细讲述这个口述为什么促使你开始三线建设的调研，你试图在这个过程中收获/了解/探寻什么？）
这张图是遵义市作为厂区分部的地图，所有的三线都属于军工机密，所以他们会将数字代码作为标识。三线建设的项目由中央高度统一，并行使机密权，工厂只负责生产。“西南行”在遵义站所对接的年轻人，就生活在8厂，也是当时从上海过来支援的一个军工厂。他在当地开设了叫8厂的酒馆，自己平时也在拍摄和三线有关的照片。而我在西南行中所遭遇的贵州人，他们的家庭基本也都和三线有所连接。
体育场附近还剩下几个老年人，他们是从重庆过来的，依旧在那驻守。聊天过程中他对我说，“我要把这个房子坐垮了我再走”。这是一个完全来自毛时代的共产主义话语，会让产生时空错乱的感觉。我问他这个工厂生产什么，他对我卖了一个关子：我生产的是飞机的眼睛。我就默念了几遍，什么是飞机的眼睛。他就用重庆话嘲笑了我一下，说飞机的眼睛就是雷达（也是生产飞机最重要的零部件的地方），“雷达”在重庆话里就是傻瓜的意思（需确认）。
三线建设是从64年开始发起，大概有1000多个工厂，由于规模巨大，当时有400多万东部地区的技术人员、学生和劳动者，一起搬迁到整个三线地区。他从70年代搬迁至此，原本只是为了逃避原生家庭。他的建设就是体力建设。作为劳动者，他们前后花了三年的时间，到这里开路、修路、修住房，再到修军工厂，基本前五年都在做这样的体力建设。
西南行的朋友会注意到当地很多人没有会穿过皮鞋，因为那边是军队驻守，劳动者做工的模式。他们可能经常要通宵劳作，所以没有穿过雨靴之外的鞋子。我想很多朋友可能会看过王小帅的《青红》，就是关于三线建设的故事，上海人支援贵阳，后面回不去了，怎么解决户籍的问题等等。在很多文学写作、报告文学作品中，经常将政策下的话语放的很重，通过故事来进行编织。我在里面看到很多作品的开头都是关于天气的描述，例如一个上海人到了西南之后说：“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原始和落后的地方，那种泥泞潮湿的土地，是他们的脚没有感受过的”。这些三线建设的工厂是像“飞地”一样的存在，虽然它的行政系统是直接隶属于中央权力，但是和地方并不发生直接的关系。他们和当地人之间存在一种阶级的差异，一个是工人，一个是农民。所以当地的歌谣里会出现“小女孩你要好好长大了，嫁进什么工厂”这样的话语，在当时，这是一种阶级跃升的方式。
三线建设的分布图里，贵州和成都主打航空航天，原子能则分布在云南的晨昏线的沿线，因为它需要更加的分散和隐蔽。而重庆作为三线建设的重工，主要生产兵器类，如飞机大炮、机关枪等。因为它早在内战时期就奠定了一些竣工基础。而云南的晨昏线则像是一个完全赤裸的资源区，在政策强推下用以资源建设。
三线建设的最困难的地方在于地形，在毛当时和周恩来的书信中，曾反复提到：西南是绝佳的大后方。大后方的语境和内战时期的语境完全不同，注重的是它的隐秘性和资源性，因此资源和交通被格外看重。我们在西南行老是要爬山，经常会有体力不足以的支撑的情况，到苗寨才是相对平缓的地形。这种地形背后其是人与自然的抗衡，在三线建设的语境里，它作为一个需要被解决和征服的对象存在。毛在20世纪初，曾提到自己会与天斗、与地斗、与自然斗。自然在这里是作为一个抽象的斗争对象，它会有这样的延续。
我想单独说晨昏线，它的历史非常惨烈。我在网上搜集的资料，多半来自这些铁路工人后代的叙述，学术的（调查？），以及少量的文学性报道。当时三线建设最重要的两件事，一个是攀枝花，一个就是晨昏线。攀枝花有丰富的铁矿，50年代就被勘探过。晨昏线是从成都到昆明，沿线经过大凉山、闽江、大渡河、金沙就是中国最险峻的一条地理线路，途径的也是中国最丰富的资源区，也就是煤矿、稀有矿和铁矿。例如在老昌沟建设的一线天，现在看似普通，在当时确是中国最大规模的单拱形桥梁。下面全是峡谷，两边全是悬崖。这是全然用人力打造的一条铁路线。所以这也叫一线天隧道。当时参与的建设的人群构成很复杂，有农民工、技术工也有转业的铁道兵。这些人很多都积累了一些终生慢性病，在三线建设结束后，作为流动工人的群体常年生活在工地上，以至于在情感上也很难再跟家人连接。
三线博物馆
三线建设的田野过程中我有一些散点的感受。在三线过程的田野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线索是关于语言和描述上的转换。这是我在遵义的三线博物馆里看到的一些标语“为了让毛主席睡好觉”。很多年纪比较老的工人在试图描述当时对的情景时，都会说这样的话。这样一个非常日常的与大众经验接洽的语言被很好的挪用在一个国家意志里，并形成了一种抽线的力量，在高度流动中与每一位建设者的记忆紧密相连。也就是集体记忆被完全置入在了个人记忆中。
我在三线建设博物馆里看到这个机床，下面写的是“捷中人民友谊厂”。它很有意思，甚至可以挖掘出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脉络。这个厂的前身在沈阳，作为满洲的日本人所建设的工厂而存在。解放后它被改名为沈阳第二机床厂，它是作为三线建设的原件从东北运到贵州。而“捷中人民”指向的是苏联援建中国的历史语境。捷克最早在1952年与中国签订了科学技术合同，当时提出中国10周年国庆的时候，想要通过交换一个友好机床的命名权，所以就把当时的沈阳的第二机床厂改名为中捷友谊厂，直至1966年三线建设开始后，变成了现在看到的“中捷人民友谊厂”。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是，重提历史和历史性意味着什么？我们如何去识别我们身边的这些历史信息。）
三线建设开始的语境是非常的清晰的，但是它的结束却一直充满争议。虽然现在依旧有工厂在运行，但是却被转换成了另外一种模式。这两张图是在遵义旁边叫风华的城市。很多贵州人的小时候家里都有风华电冰箱。它的前身来自当时上海支援的航天厂的机床，在三线建设被迫停止后找到的一条出路，后面它与海尔合作，承接了海尔的制作。关于三线建设的结束，比较统一的说法是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缓和
这两张图是在遵义旁边的，这个地方叫风华。对贵州人来说，我跟他们聊天，他们说小时候家里都有风华电冰箱。风华电冰箱的前身其实是当时的上海支援的航天厂的机床，在三线被迫停止之后然后自己找到的一条出路，后面还有跟海尔合作，就是承接海尔的制作。部分工厂也被转换成了电冰箱、洗衣机，包括长虹电视等，其他的则面临破产和当地驱散的情况，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废墟的状况。关于资源的描述也是我的研究中比较关注的一面。
这是六盘水现在的自然样貌和开发区的状况，不断推出的新的房产和楼盘。因为它紧邻四川，几乎作为重庆和四川的后花园儿存在，现在它被打造成“凉都”，但是在三线建设时期，它曾被命名为六盘水（由六枝、盘县和水城三个地方组成），这种命名的转换背后隐藏着一套政策性的话语。包括攀枝花的命名，也是通过当地的植物对巨量铁矿的掩饰。
西部作为一个概念
西部一直被作为一种资源被长期切割与运用，小时候我们反复听到西部大开发（2001年提出）它的语境也和三线建设有所连接。西部大开发很多项目，例如水利、电力发电、煤矿这类西气东输和西电东输的项目，都是将西部作为一个资源，进而转换成能源来运用。
最后我想说一点感性的田野感受，是关于人和语言的描述。在做田野的过程中，我总是能在不同地方遇到一个语言看上去有点疯癫的、没有逻辑的人，处在一种像在讲述但是又在与你对话的状态。这是一个生活在遵义一条马路旁边的山洞里的人，他的家里供奉着菩萨、茅台酒和五角星，还有一个自制的无线接收器。他一直在说着“只要翻过这个洞就是另外一个世界”。另一个人居住在重庆北碚天府煤矿里，守着一个小破房子，里面有海量的药。他躺在那，很好客，和我说起90年代的辉煌记忆，说起的他的剧本，他得的癌症。他的语言在不停的循环，然后又重新返回到自己身上。在和他建立了一些信任感后他带我打开了很小的铁门，坡下面有一个电影院，他说他就是守着电影院。我在回放的时候会觉得他们也许构成了田野里的一些线索，他们看上去有点疯癫，在用念念叨叨的言语去诉说一些东西，但又在守着什么。他们好像吃了一种遗忘的药，而这个药的背后也许指向的是历史和政治的一些故事和记忆。
从三线建设到三线城市
我们经常听到“三线城市”这个词，是由《第一财经》所命名。在中国的地图上，每个城市都有相对应的层级，但它的出现实际非常晚，它的前身就是三线建设，虽然它们两个已经毫无关系。“三线城市”更像是基于这样一个资本的新自由主义下，根据消费群体、 GDP、公路、夜景的数量来判断。好多次我在三线现场都有一种感觉，我好像无法切入这个田野。我也不知道通过怎样的东西去研究，我也不想做纯纯历史话语的研究。最后我想，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脉络，可能还是会想通过田野去连接这些田野，并在这种散点里面去捕捉着什么。
闪电传真机
朱健林
闪电传真机其实是一个民居，最早是由施昀佑发起，2019年11月份对外开放。当时他接收时代美术馆的展览委托要在广州进行一个长期的合作项目。他察觉到广州当地的好客传统，想说是否有一些公共活动能在一个相对公开的场所展开，于是就把客房和客厅的概念进行结合，并有了最早关于“安全屋”的概念：怎么为一些我们认为需要保护的行动和活动，找到一个容身之所。
这栋房子是一个80年代香港人回来广州所建立，我们对它的使用方式是：一楼作为客厅，有一个厨房，客厅可以做一些临时的活动。二楼是客房，三楼有一个灵活的空间，可以作为客房，也可以作为工作室。四楼是天台，可以种植。到现在我们也不是很确定“闪电”是一个空间项目还是一件“作品”。我们更在意的是它如何打开我们所要讨论的某种公共性。
这是给客人制作的小册子，我们也发现很多客人也会为后来的居住者添加一些入住的小小说明，例如哪里的垃圾桶很臭、怎么防蚊灯一些很有用的建议。艺术家葛宇路在闪电期间就积累了十几条防四害的经验，可能会集结成下一版的小册子。
闪电的客人基本是一个朋友网络，在最初的设想中，我们会通过自身的社群网络接待一些从外地来广州的朋友，让他们有一个居所，并可以适宜的在一个完整的空间里住上一段时间。那么，他所居住的时间长度也可能会改变空间的样貌，也会发生由客人向主人的身份转变，他也可以邀请他的朋友来到这个空间开展活动和社交。
我们对客人有一个归档的规则。闪电的二楼有一个传真机，传真机经常会收到一些信息，客人负责将这些信息整理归档，填上编号。这是我们的第一位艺术家尼古拉斯，他在天台留下了一个装置。这个装置是用作花台使用。
闪电传真机的名字来源于90年代的TVB节目，可能很多广东的朋友们都知道。这也是我小时候每天都会看的节目，之前叫403穿梭机，在1989年改名后一直延续了十年时间。通过这个节目和这首歌的歌词，我们会想到90年代末20世纪初，大家所保持着的一种对未来的向往和崇敬的心态。就像这个房子的历史和一些建筑细节，例如它的电源插座是英式的，可以窥视到当时对未来的发展，以及对交流和合作的想象，和我们今天对世界对全球化的心情好像还是蛮不一样的。
今天我想说下疫情之后的变化。刚刚提到空间的产生很大程度是感受到对流动性的需求，比如怎么跟更多的外地人产生交流。
涵露：当时我还未搬到广州生活，广州在中国当代艺术的位置，相对北京和上海，是一个边缘的存在。当时有很多外地的朋友到广州做短期的拜访，于是我们将它们收集起来，并转换成一种值得交流的节点。闪电所在的房子就带着这样的一种期盼，希望借助朋友的的做客，为本地带来一种实际存在的外部视角。
基础建设
疫情打断了很多我们的设置，2020年的3月到8月，流动几乎停止。闪电在那时处于完全空置的状态，没有客人。我和太太Bubu在里面住了一段时间。居住期间我们受到一个委托项目，开始在天台种植。在闪电发生的事情和客人，我们分成了游走、日常、安全屋、作为归档的聊天会以及与附近的空间联动几个部分。
这个活动与疫情有关，当时发布了一个对外国人学习、生活和工作都非常不便利的政策，导致这位朋友需要一个紧急的住所，于是提出在闪电住一段时间，期间也参与了周边空间的活动。这是他在上阳台的木刻班锁创作的作品。随着疫情的缓和，我们也开始走动起来。
我们希望和每一位在闪电居住的客人交换或留下一样东西，它不一定是实体。例如当时佩恩恩说可以做顿饭，因为做饭也是一个做主人、做东的形式。而闪电也比较注重对主客关系的讨论和辩证性的关系。葛宇路是闪电历史上居住时间最久的一位客人，超过了半年时间，几乎将闪电变成了自己的家。他也会邀请他的朋友过去短住，还捐赠了我们一台空调，他在扉美术馆展览的海报也产生于闪电。葛宇路居住期间我们做了一些行走，期间也做了一些活动，例如44剧场的月报发布，这是44剧场是在疫情期间的集体写作项目，当时我们把闪电变成了月报临时展示和发布的场地。也在当天为闪电筹集了第二台空调的费用。
其实两个图没有关系，右边的图就是本来想在天台做一次放映，行业组织的，然后因为天气太冷了，就到二楼放映和吃宵夜。左边的图是水珠，是公文化公园里边的水产馆，是我们代课的一个经常会去的一个地方。
在闪电发起的待客行走路线，主要围绕广州一些早期接待外宾的基础建设展开，包括不同时间段对外基础设置的考察。所以在路线里能够看到同福路一带锁对应的历史时期。在清末时，由于十三行的火灾，很多人将家搬至河南。因此出现了很多巨大的园林，很多外事使团都居住在河南的（什么？）花园。华南土特产展览交易会，以前的所在地是现在的文化公园，它也算是广交会的前生。建国之外，在原来十三行附近一块比较开阔的土地上，邀请中大的建筑师以每人负责一个场馆的方式进行设计，水产馆是当时比较重要的一个。
我们在意的是比较松散和日常化的行走或慢走，它不是那么的学究或研究性。但是为什么去看这些地方？可能对广州来说，是一种历史感的需要。在潘赫的日记里他曾经提到，广州的朋友对历史感的直接感知不是那么强烈，因为很多当地的建筑，不断在历史中被刷新、被重新使用。它原本的面貌和今天的面貌是完全不同的。它不像我们聊到三线建设或东北的经历，能够看到一些直接被废弃的、属于上一段时期的产物。在广州，很多看上去奇奇怪怪的建筑，背后都有许多的历史故事。例如这个建筑，原来属于广交会流花会馆的一个主要场馆，但是它的原本设计的名称叫“中苏友谊大厦”。在70年代和后来的扩建里，原本的建筑门面和名字被完全遮蔽。只有进入空间内部的时候，才能感受它原本的面貌。这个房子叫双溪别墅，原本是专门提供给陈毅居住的别墅。这是白云山的一个国宾馆室内游泳池的场景，是一个50年代的建筑。
这个是白天鹅宾馆，也是小时候在。美术馆课本里经常出现的关于室内装修和室内园林的主要场景，它们的设计师都是莫泊志。当时白天鹅针对的是华侨，也是改革开放初期迎接外宾的重要场所。所以在设计上也采用了（“故乡水”）的形式。广交会的诞生也是政府意识到了华侨的购买力和整个的市场。这是环市东路附近的华侨新村里的一栋房子，50年代建立，主要用来安置当时的高级归国人才。我认为华侨和闪电传真机所在的历史建筑，以及我们对城市的考察之间具有某种联系。
潘赫在闪电居住期间和我们交换了他的日记，我们和他、艺术家佩恩恩一起去了小北。佩恩恩之前有一个针对小北的艺术项目。这条路线是从光塔开始一直到回民饭店（需补充具体的路线）。这一系列的路线和我对广州穆斯林历史的研究有关。唐宋时期，广州的越秀区里居住了很多阿拉伯和波斯商人，类似一个城中城，里面遵循着伊斯兰的叫法（？）。他们有自己的生活习惯、市场、有清真寺。清真寺也叫光塔，现在依旧存在。它原本是一座在珠江河岸的灯塔，随着河岸的退后，这座塔看上去就像是一座在陆地中的塔。当时海上的商人只要看到了这座塔，就知道来到了广州。广州穆斯林的历史源于海上丝绸之路，到改革开放后，才有新的社群性的穆斯林到来，里面包括了很多从内地到广州务工的回族打工者。之前我们去泉州也发现，当时有很多经海上丝绸之路来的阿拉伯人的后裔，到今天都是一个延续性的存在。广州可能没有了，历史曾记载爆发过种族冲突，或被策略性的本地化。当时有一个特殊的例子，发生于唐朝。一个姓李的阿拉伯人在考进士的过程中引发了一场关于“外国人到底能不能当中国的官”的讨论，当时的唐宣中认为只要他真学实料，真学实才，对中国有爱，就可以当中国的官员。这个放在今天的语境里都仍然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广州的身份认同
《广州贸易》这本书里提到广州城内和城外居民对广府人的身份认同，以及对广东人的身份认同与宗族制及古代户口制之间的关系。历史中的这种身份认同和政治体制与个人的身份确认之间存在一种张力，并产生某种拉扯。基于这点我们也有一系列的行走路线（需要补充行走路线的清单）。例如刚刚提到的回民饭店，从新疆来的朋友很诧异能够在这里吃到清真早茶。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待客的点。吃吃喝喝也是我们行走中非常重要的环节。
这是我们私下举办的一些活动，王静远和木兰花开在闪电做了一场展示性的活动。闪电至今没有一个公众号，也未对外公开地址，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保护一些需要保护的活动，也是闪电作为安全屋或备用空间的功能和使命所在。
涵露：闪电的工作里也有很多日常，例如之前举办的一次BBQ活动，其实是当时居住在闪电的人类学者陈玉坤所组织的关于人类学和社会介入艺术的聊天会。其实葛宇路之后，我们开始重新思考闪电的机制，比如设立一个最长的居住时间。
我和宇斌、兰馨都是从游动论开始，回到广州后我们聚在一起喝酒，于是发现了一个新的空间。现在是一个看上去乱哄哄的但是已经开业了的酒吧，地址是国政新街17号。接下来会在里面进行点点宣传部最新一份报纸的发布。子杰也是我们这段时间居住在闪电的客人，我想我们分享的不仅仅是一个地方，更像是一群人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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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俊华：灵活型游动论介绍一下文本，评估之前是柄谷行人在00年初有一个新联合主义运动，希望联合不同的团体，个人也能够联合成团体，然后形成一种关于社会、政治，还有经济生活的替代网络。当然这个愿景比较宏大抽象，最终据说有两个原因导致他失败，一个是他们的替代货币发行得太多，导致替代网络里的经济崩溃了。第二是911，因为911引起了所谓是否需要“注重（？）”恐怖主义者的问题，以及如何理解这样一种“注重”带来的反扑。这个讨论也引起了他们共同体的一些内部的分裂，在这里面国界的概念或者说一种跨地联合的概念被提出来。
在运动失败之后，柄谷行人痛定思痛，并进行了一些反思。后来提出一个概念，就是他不再发起运动，而是哪里有运动他就去哪里。这也是他对应所谓的一个关于流动的理解。之后他就写了一篇文章，来论述关于流动的概念。他在文章里面区分了两种流动性，一种是关于如何反对国族的，在一个政治结构或统治结构之下寻求行动空间的流动。当然它的流动并不只在城市空间内部，也指向身体的大规模移动，但同时它区别的另一种关于资本主义流动性，类似一种自我安慰式的流动，好像参与到了一种关于社会行动的未来愿景里面。但是这个行为是基于一系列的自我抚慰，当然这里面可能更多只是“寻找远方”式的流动了。
所以我们应该不需要讲为什么我们叫流动论，反正一是因为我们之前曾经翻译和出版了，但是自主版并不形成的新联合主义运动原则，之后他的一些讨论我们都有跟进。这一次的流动论一开始其实是围绕着满洲飞儿子的巡演展开，可以理解成一个乐队的夏天了和他的粉丝们一起上路的故事。当然这些粉丝们都比较有问题意识，带着自己的主题一起上路，而核心的就是乐队的巡演，所以去到的每座城市都有乐队的演出，然后别的事情就是各凭兴趣，各自带着自己的开心去进行。我们总是想搞点事情，我自己的乐趣之一包括了看书，做的书发不出去了，找个由头，就把柄谷行人关于流动论的讨论加进去了，变成了一个新的版本，并在路途中发布。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也有很多作为个人的经验，我们有一点点像是在理解主人跟客人之间的关系里面，慢慢发展出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对不对？这个过程也跟海路有很多的讨论，而且另外一个其实我觉得有一部分是对于广州的城市空间里面有一些比较很个人性的感受，我觉得我在那边受到的对待也是非常？我就比较冷静而细致，所以那个东西需要有长一点的时间，可以感受到他作为一个客人在广州会被怎么样对待，所以我觉得如果有按阿朱这样子的一个讨论，有很大一部分的关系，其实也来自于某一种城市里面的经验带来的身体经验所累积出来的感觉，还会往一个这样的空间去发展。我觉得经验也很大程度上是来自拜访广州的过程里被对待的一个经验，我觉得这个空间对我来说体现出了很大程度上是这样子回应给这个城市的一个反馈，我觉得对我来说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闪电的另一个前提是几年前我们开始做的一个叫“旅行社”的项目，除了让广州的朋友去到外地，也一直有本地团的线索。旅行团有受到潘赫的影响，当时在东本的一个多月，潘赫每天都带着我们到处走，导览这座城市。这让我意识到我们对所在的地方是缺乏认识的。通过行走与客人建立身体行性的联系，这是除了刚才提到知识性的内容之外的一种直接的感受。当你在一个地方行走了2万步、3万步，共同发现了一个场景，经历了一个时刻，是在我们平时讨论、工作和展览的场所里难以直接感受到的。
[1] 柄谷行人《游动论——柳田国男》https://mp.weixin.qq.com/s/2h1qD3JEbVbgnlJMAxBdwQ
“游动论”的行走，很难用语言描述，它是一段非常身体性的、感知导向的经验。所以我希望通过一些很日常的角度，一些旅程过程中高光时刻的图片来描述对这个项目的感受。
“游动论西南行”去了成都、康定、遵义、贵阳和昆明这几座城市，第一张照片拍摄于康定。恰逢甘孜县甘孜州自治区成立70周年，很多生活在甘孜州周边牧区的人们都会到首府康定参加庆典活动。当地有一个标志性的符号——康巴汉子，在当时并未出现。所以在饭店吃饭时，我们看到几百个身高1米9、穿着当地传统服饰、带着牛仔样式的帽子并配以长靴、长相帅气、因为平日骑马的经验所以走路姿势特别有气势的康巴汉子时，立马就把在场的直男直女酷儿们迷倒了。尤其是作为南方人的我们的面目长相、身高和口音与他们之间形成的差异，并由此带来的身体性的、甚至激素性的冲击，让我们产生了一种目瞪口呆，甚至迷晕的状态。
西南行这一路去了很多非汉族（聚居）的地区，这是第一个。我们的经验无疑是非常猎奇的，或者说几乎处于一个认知空白的状态，它的反应直接是身体上甚至是激素上的冲击。我觉得这种认知空白的状态会持续在现代性当中的很多时刻。回来后不久就有了丁真在网络走红的事件，对我而言，这种从当地带回来的，身体感知上的记忆让我意识到这个差异（这个差异具体是什么？）非常大。这个差异是无法被通过丁真所制造的舆论或话语上的消费所拉平。现在他更像是变成了一种偶像的形象，使我们产生对话，或消磨差异，但其实不是的。康定的路上有很多横幅，见的最多的是不同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的抱在一起的图像。我觉得石榴籽简直是世界上最恐怖的一个意向，即密集恐惧症。明明是不一样的人，为什么都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绑在一起。我试图记住这个时刻，带着这样的思考，也想引出“母语计划”的目标：发明新的语言去讨论差异，以及发明新的语言去讨论团结。有没有是一种其他的团结可能性？这是我想提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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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行的参与者各有自己的任务，里面最主要和最明显的线索就是“满洲飞儿子”，一个沈阳实验乐队的巡演，他们坐着高铁、租车，跑到不同城市去演出。这趟高铁旅程是从成都到遵义，我在这里经历西南行中最高光的时刻——坐过站。我们在高铁上非常投入地研究了柄谷行人的《游动论》，项目名字也来源与此。同时，我们也在打印了一些可以共享的思想性和文学性的资源及参考文本，供大家传阅。例如，之前正好发生了一些针对蒙古族的（刻板事件？），我们打印了宝格利教授研究蒙古族的一篇文章，以及贵阳的音乐人和作家狄贵所写的诗集《白蚁》（待确定？）。我没事时就在车上和雨斌、飞鸿一起读《游动论》[1]，文章里柄谷行人试图通过一个原始的游动社会，例如像游牧的采集、打猎这样的社会形态去重审现在新自由主义下的社会形态。里面也提到个体和集体之间的关系、集体无意识等等，他提到“根本不相信存在任何不被集体经验规定的鲜艳的形而上的个体”，我们当时也处于一种大家一起上路并经历了很多事情的状态，所以让我们特别投入，这也让我想到中国历史对于集体和个体的一些反应，包括中国当代艺术的出现，其实也是一种个体表达的萌芽。而这种个体其实是一种现代主义对个体天才的崇拜，将艺术和纯粹的个体创造力进行对接。而这种萌芽好像回应了一种集体主义的历史，集体创作、集体生活的历史，这里是有一点应激性。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如何重新看待集体，看待一群人在一起生活或者工作？我是一个绝对不会高铁坐过站的人，没想到竟是沉迷于集体无意识导致我坐过站了。
我觉得“西南行”的行走，有两种迁徙。一种关于地区的人和空间，引用人类学家斯科特标题的话“逃避统治的艺术”，是山地族在历史上不断与中央权力抗争和迁徙，直到找到新的地方定居的这样一种迁徙路线。另一种是中央强力意志主导下的迁徙，例如等会提到的“三线建设”。这是两种不同和权利发生关系的迁徙，这在整个西南地区里是非常明显的。包括我们在遵义或贵阳所碰到的年轻人，他们基本上一个人的家族就是一部迁移史。朋友曾带我们去到一个处于半荒废状态的苗寨，我们先去到一个村子，然后在高速下开了一小时，最后步行半小时才抵达。这个过程也让让我们从身体上经历了一种手足情的存在，他们真的是在一个偏远的与世隔绝的地方生活。
这张照片是苗族一部分村寨的传统仪式，也是一种舞蹈（芦笙舞“滚山珠”？）。我后来了解到他们的历史观十分有趣，他们经常会问：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怎么来到这个地方，以及我们将来会怎样。这几个问题和他们的身份认同息息相关。村寨的所有成员每年都会一起参与这个舞蹈和仪式，重走他们祖先从一个地方到达现在所处地方的路径，以此作为一种社区凝结的方式。这种对于路径的重复排演，可以看到一种背后的历史观，即历史是可以被反复排演的。通过舞蹈或仪式对过去的事件，对历史的美学反复演绎和重新叙述，使历史变成对现实生活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的同时，也在构建社群的身份认同。阅读这些资料我很容易被这种精神性、手足族群的、感知力的实践所打动。它们往往构成了一整套的世界观、历史观或民族观，这背后存在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源，但是他们往往在主流话语中被简化为愚昧落后或是封建。
对我们来说很多事情并不是在路上完成，而是在路上发生的。路上往往是很多事情的开始。例如有一位朋友，原本和在遵义本地 的中学老师一起做活动空间，她参加了我们的活动，最后大家变成了朋友，并参与了全程的路线。这里面有很多回忆，但是是完成感受性和抽象的记忆，很难用语言去描述。“西南行”的参与者里有情侣，有朋友，在这个过程中有对情感的加深，也有冲突。我觉得就像是一群来自平底的人，到了山地之后所经历的群体性迷茫的事件。
在贵阳的行走中，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一天下着毛毛细雨，大家走到一个喷水池前。这个喷水池所在的十字路口表面上和上海的徐家汇之间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当地的朋友告诉我们，这是苗族的一个圣地。每年农历四月八日，他们都会在碰水池边跳旋转舞，或者祭拜。这背后是一位在战争中牺牲的英雄的神话传说。苗族每十二年会杀一次牛，并将杀下来的牛皮换上鼓，并用鼓心敲击，目的是为了提醒自己，需要找回自己的故土。这给我带来一种巨大的冲击，我身处一个都市霓虹灯的场景，背后城市的历史肌理确实如丰富。
这张图是我们在贵阳看到的“极光”，当时正好在楼顶烤火。因为当地的天气非常阴冷潮湿，空间里有厚重的水气，以至于城市的灯光会反射在天空上，形成了这些彩色的天空。我们当时好像真的相信有“极光”的存在，那是一种刹那间失去了理性思考或者逻辑思维的时刻，这也是我从天气和个人的精神状态去回忆旅程的一个视角。
最后一张是在遵义，兰馨带我们去了附近的一个三线工厂。等下会她会做详细的介绍。整个“游动论西南行”的过程就是这样，带着一种快乐和迷糊的心情，以及各自的研究和工作和大家进行交流。在整个过程中，沈阳的朋友会对比东北的状况，将东北计划经济失败后和三线工厂的历史脉络进行一个比较。
我记得在整个过程中，其实沈阳的朋友们也会经常比较东北的状况，就是东北计划经济失败，下岗潮导致的人的一种精神状况和三线工厂的历史脉络的一个比较。其实对我来说，我是分别从不同的朋友的研究那边知道两个？也是第一次这样，这两者是有某种比较，我也觉得特别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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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兰馨：2020年我开始做三线的田野和前期调研，但当时并没有做一个系统的叙述性的研究，所以今天的分享也是基于当时田野的经验，以及带出来的三线建设的相关内容。因为这个项目的语境过于庞大，我试图通过几个关键点和西南行的一些经验来做这次的分享。
这个工厂所在地位于离遵义市区大概几十公里一个叫绥阳县的地方，是在一个深山中。当时驱车进来，我们立马被这座建筑惊吓到，它的体积非常的巨大，可以说它完全不存在我对中国近现代建筑的认知范畴里。这其实是一个体育场，它的背景和三线建设有很大的关系。当时遵义作为三线建设非常重要的航空航天军事秘密基地，有许多的厂区。而这个体育场中间的方形空间是他们的露天放映室，会在这里举办公共活动。现在它已经荒废了，旁边的小厂还存放着一些废弃的史料。我想由这座建筑引出“三线建设”这个词并介绍一下它的背景。其实很多人，包括西南的朋友对这个概念也是不熟悉的。它的历史语境，首先是伴随军事政策的部署产生。它有两个语境，来自于1964年毛泽东领导的中央团体对当时政治形势的个人判断。一个是关于美国对帝国主义的一个警惕，尤其是越战之后，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第二是赫鲁晓夫上台后，中共对于修正主义的警惕。当时中国所有的军工、基建、技术、人员非常密集的分布在东部的几个大城市，例如沈阳、广州、上海。一旦航空战的爆发，中国将被精准打击，甚至会全军覆没。三线的提出就是以一线（中国的东部沿海）作为参照，往内陆推移。所以地理概念的三线，在这个基础上被划分成为了一块很明确的区域。包括了西南云贵川、湖南、湖北和江西的局部地区、西部地区西北西北这一块。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可能是酒泉卫星基地。
我为什么对三线产生兴趣并想进行深入的研究？有三件事，第一件事是前几年在成都我一直住在一个只有上海人的老社区里，当时并不知道三线建设这样的历史语境。他们曾用上海话和我解释说他们来自一个军工厂，60年代搬来后就再没回去。除了当地的军工产业和社群，并没有其他的连接。一个保安大爷曾这么说道：上海是我们回不去的地方，我们不是上海人，但我们也不是成都人。另一件事来自我雅安朋友，他曾和我描述过一个画面：从雅安回家的路上会途径很多山洞，里面驻扎着军队，当地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秘密的军事产业。第三点真正让我开始动身的原因来自前两年我和外公做的口述，发现他参与过晨昏线，也是三线里非常重要的一个建设。（详细讲述这个口述为什么促使你开始三线建设的调研，你试图在这个过程中收获/了解/探寻什么？）
这张图是遵义市作为厂区分部的地图，所有的三线都属于军工机密，所以他们会将数字代码作为标识。三线建设的项目由中央高度统一，并行使机密权，工厂只负责生产。“西南行”在遵义站所对接的年轻人，就生活在8厂，也是当时从上海过来支援的一个军工厂。他在当地开设了叫8厂的酒馆，自己平时也在拍摄和三线有关的照片。而我在西南行中所遭遇的贵州人，他们的家庭基本也都和三线有所连接。
体育场附近还剩下几个老年人，他们是从重庆过来的，依旧在那驻守。聊天过程中他对我说，“我要把这个房子坐垮了我再走”。这是一个完全来自毛时代的共产主义话语，会让产生时空错乱的感觉。我问他这个工厂生产什么，他对我卖了一个关子：我生产的是飞机的眼睛。我就默念了几遍，什么是飞机的眼睛。他就用重庆话嘲笑了我一下，说飞机的眼睛就是雷达（也是生产飞机最重要的零部件的地方），“雷达”在重庆话里就是傻瓜的意思（需确认）。
三线建设是从64年开始发起，大概有1000多个工厂，由于规模巨大，当时有400多万东部地区的技术人员、学生和劳动者，一起搬迁到整个三线地区。他从70年代搬迁至此，原本只是为了逃避原生家庭。他的建设就是体力建设。作为劳动者，他们前后花了三年的时间，到这里开路、修路、修住房，再到修军工厂，基本前五年都在做这样的体力建设。
西南行的朋友会注意到当地很多人没有会穿过皮鞋，因为那边是军队驻守，劳动者做工的模式。他们可能经常要通宵劳作，所以没有穿过雨靴之外的鞋子。我想很多朋友可能会看过王小帅的《青红》，就是关于三线建设的故事，上海人支援贵阳，后面回不去了，怎么解决户籍的问题等等。在很多文学写作、报告文学作品中，经常将政策下的话语放的很重，通过故事来进行编织。我在里面看到很多作品的开头都是关于天气的描述，例如一个上海人到了西南之后说：“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原始和落后的地方，那种泥泞潮湿的土地，是他们的脚没有感受过的”。这些三线建设的工厂是像“飞地”一样的存在，虽然它的行政系统是直接隶属于中央权力，但是和地方并不发生直接的关系。他们和当地人之间存在一种阶级的差异，一个是工人，一个是农民。所以当地的歌谣里会出现“小女孩你要好好长大了，嫁进什么工厂”这样的话语，在当时，这是一种阶级跃升的方式。
三线建设的分布图里，贵州和成都主打航空航天，原子能则分布在云南的晨昏线的沿线，因为它需要更加的分散和隐蔽。而重庆作为三线建设的重工，主要生产兵器类，如飞机大炮、机关枪等。因为它早在内战时期就奠定了一些竣工基础。而云南的晨昏线则像是一个完全赤裸的资源区，在政策强推下用以资源建设。
三线建设的最困难的地方在于地形，在毛当时和周恩来的书信中，曾反复提到：西南是绝佳的大后方。大后方的语境和内战时期的语境完全不同，注重的是它的隐秘性和资源性，因此资源和交通被格外看重。我们在西南行老是要爬山，经常会有体力不足以的支撑的情况，到苗寨才是相对平缓的地形。这种地形背后其是人与自然的抗衡，在三线建设的语境里，它作为一个需要被解决和征服的对象存在。毛在20世纪初，曾提到自己会与天斗、与地斗、与自然斗。自然在这里是作为一个抽象的斗争对象，它会有这样的延续。
我想单独说晨昏线，它的历史非常惨烈。我在网上搜集的资料，多半来自这些铁路工人后代的叙述，学术的（调查？），以及少量的文学性报道。当时三线建设最重要的两件事，一个是攀枝花，一个就是晨昏线。攀枝花有丰富的铁矿，50年代就被勘探过。晨昏线是从成都到昆明，沿线经过大凉山、闽江、大渡河、金沙就是中国最险峻的一条地理线路，途径的也是中国最丰富的资源区，也就是煤矿、稀有矿和铁矿。例如在老昌沟建设的一线天，现在看似普通，在当时确是中国最大规模的单拱形桥梁。下面全是峡谷，两边全是悬崖。这是全然用人力打造的一条铁路线。所以这也叫一线天隧道。当时参与的建设的人群构成很复杂，有农民工、技术工也有转业的铁道兵。这些人很多都积累了一些终生慢性病，在三线建设结束后，作为流动工人的群体常年生活在工地上，以至于在情感上也很难再跟家人连接。
三线博物馆
三线建设的田野过程中我有一些散点的感受。在三线过程的田野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线索是关于语言和描述上的转换。这是我在遵义的三线博物馆里看到的一些标语“为了让毛主席睡好觉”。很多年纪比较老的工人在试图描述当时对的情景时，都会说这样的话。这样一个非常日常的与大众经验接洽的语言被很好的挪用在一个国家意志里，并形成了一种抽线的力量，在高度流动中与每一位建设者的记忆紧密相连。也就是集体记忆被完全置入在了个人记忆中。
我在三线建设博物馆里看到这个机床，下面写的是“捷中人民友谊厂”。它很有意思，甚至可以挖掘出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脉络。这个厂的前身在沈阳，作为满洲的日本人所建设的工厂而存在。解放后它被改名为沈阳第二机床厂，它是作为三线建设的原件从东北运到贵州。而“捷中人民”指向的是苏联援建中国的历史语境。捷克最早在1952年与中国签订了科学技术合同，当时提出中国10周年国庆的时候，想要通过交换一个友好机床的命名权，所以就把当时的沈阳的第二机床厂改名为中捷友谊厂，直至1966年三线建设开始后，变成了现在看到的“中捷人民友谊厂”。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是，重提历史和历史性意味着什么？我们如何去识别我们身边的这些历史信息。）
三线建设开始的语境是非常的清晰的，但是它的结束却一直充满争议。虽然现在依旧有工厂在运行，但是却被转换成了另外一种模式。这两张图是在遵义旁边叫风华的城市。很多贵州人的小时候家里都有风华电冰箱。它的前身来自当时上海支援的航天厂的机床，在三线建设被迫停止后找到的一条出路，后面它与海尔合作，承接了海尔的制作。关于三线建设的结束，比较统一的说法是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缓和
这两张图是在遵义旁边的，这个地方叫风华。对贵州人来说，我跟他们聊天，他们说小时候家里都有风华电冰箱。风华电冰箱的前身其实是当时的上海支援的航天厂的机床，在三线被迫停止之后然后自己找到的一条出路，后面还有跟海尔合作，就是承接海尔的制作。部分工厂也被转换成了电冰箱、洗衣机，包括长虹电视等，其他的则面临破产和当地驱散的情况，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废墟的状况。关于资源的描述也是我的研究中比较关注的一面。
这是六盘水现在的自然样貌和开发区的状况，不断推出的新的房产和楼盘。因为它紧邻四川，几乎作为重庆和四川的后花园儿存在，现在它被打造成“凉都”，但是在三线建设时期，它曾被命名为六盘水（由六枝、盘县和水城三个地方组成），这种命名的转换背后隐藏着一套政策性的话语。包括攀枝花的命名，也是通过当地的植物对巨量铁矿的掩饰。
西部作为一个概念
西部一直被作为一种资源被长期切割与运用，小时候我们反复听到西部大开发（2001年提出）它的语境也和三线建设有所连接。西部大开发很多项目，例如水利、电力发电、煤矿这类西气东输和西电东输的项目，都是将西部作为一个资源，进而转换成能源来运用。
最后我想说一点感性的田野感受，是关于人和语言的描述。在做田野的过程中，我总是能在不同地方遇到一个语言看上去有点疯癫的、没有逻辑的人，处在一种像在讲述但是又在与你对话的状态。这是一个生活在遵义一条马路旁边的山洞里的人，他的家里供奉着菩萨、茅台酒和五角星，还有一个自制的无线接收器。他一直在说着“只要翻过这个洞就是另外一个世界”。另一个人居住在重庆北碚天府煤矿里，守着一个小破房子，里面有海量的药。他躺在那，很好客，和我说起90年代的辉煌记忆，说起的他的剧本，他得的癌症。他的语言在不停的循环，然后又重新返回到自己身上。在和他建立了一些信任感后他带我打开了很小的铁门，坡下面有一个电影院，他说他就是守着电影院。我在回放的时候会觉得他们也许构成了田野里的一些线索，他们看上去有点疯癫，在用念念叨叨的言语去诉说一些东西，但又在守着什么。他们好像吃了一种遗忘的药，而这个药的背后也许指向的是历史和政治的一些故事和记忆。
从三线建设到三线城市
我们经常听到“三线城市”这个词，是由《第一财经》所命名。在中国的地图上，每个城市都有相对应的层级，但它的出现实际非常晚，它的前身就是三线建设，虽然它们两个已经毫无关系。“三线城市”更像是基于这样一个资本的新自由主义下，根据消费群体、 GDP、公路、夜景的数量来判断。好多次我在三线现场都有一种感觉，我好像无法切入这个田野。我也不知道通过怎样的东西去研究，我也不想做纯纯历史话语的研究。最后我想，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脉络，可能还是会想通过田野去连接这些田野，并在这种散点里面去捕捉着什么。
闪电传真机
朱健林
闪电传真机其实是一个民居，最早是由施昀佑发起，2019年11月份对外开放。当时他接收时代美术馆的展览委托要在广州进行一个长期的合作项目。他察觉到广州当地的好客传统，想说是否有一些公共活动能在一个相对公开的场所展开，于是就把客房和客厅的概念进行结合，并有了最早关于“安全屋”的概念：怎么为一些我们认为需要保护的行动和活动，找到一个容身之所。
这栋房子是一个80年代香港人回来广州所建立，我们对它的使用方式是：一楼作为客厅，有一个厨房，客厅可以做一些临时的活动。二楼是客房，三楼有一个灵活的空间，可以作为客房，也可以作为工作室。四楼是天台，可以种植。到现在我们也不是很确定“闪电”是一个空间项目还是一件“作品”。我们更在意的是它如何打开我们所要讨论的某种公共性。
这是给客人制作的小册子，我们也发现很多客人也会为后来的居住者添加一些入住的小小说明，例如哪里的垃圾桶很臭、怎么防蚊灯一些很有用的建议。艺术家葛宇路在闪电期间就积累了十几条防四害的经验，可能会集结成下一版的小册子。
闪电的客人基本是一个朋友网络，在最初的设想中，我们会通过自身的社群网络接待一些从外地来广州的朋友，让他们有一个居所，并可以适宜的在一个完整的空间里住上一段时间。那么，他所居住的时间长度也可能会改变空间的样貌，也会发生由客人向主人的身份转变，他也可以邀请他的朋友来到这个空间开展活动和社交。
我们对客人有一个归档的规则。闪电的二楼有一个传真机，传真机经常会收到一些信息，客人负责将这些信息整理归档，填上编号。这是我们的第一位艺术家尼古拉斯，他在天台留下了一个装置。这个装置是用作花台使用。
闪电传真机的名字来源于90年代的TVB节目，可能很多广东的朋友们都知道。这也是我小时候每天都会看的节目，之前叫403穿梭机，在1989年改名后一直延续了十年时间。通过这个节目和这首歌的歌词，我们会想到90年代末20世纪初，大家所保持着的一种对未来的向往和崇敬的心态。就像这个房子的历史和一些建筑细节，例如它的电源插座是英式的，可以窥视到当时对未来的发展，以及对交流和合作的想象，和我们今天对世界对全球化的心情好像还是蛮不一样的。
今天我想说下疫情之后的变化。刚刚提到空间的产生很大程度是感受到对流动性的需求，比如怎么跟更多的外地人产生交流。
涵露：当时我还未搬到广州生活，广州在中国当代艺术的位置，相对北京和上海，是一个边缘的存在。当时有很多外地的朋友到广州做短期的拜访，于是我们将它们收集起来，并转换成一种值得交流的节点。闪电所在的房子就带着这样的一种期盼，希望借助朋友的的做客，为本地带来一种实际存在的外部视角。
基础建设
疫情打断了很多我们的设置，2020年的3月到8月，流动几乎停止。闪电在那时处于完全空置的状态，没有客人。我和太太Bubu在里面住了一段时间。居住期间我们受到一个委托项目，开始在天台种植。在闪电发生的事情和客人，我们分成了游走、日常、安全屋、作为归档的聊天会以及与附近的空间联动几个部分。
这个活动与疫情有关，当时发布了一个对外国人学习、生活和工作都非常不便利的政策，导致这位朋友需要一个紧急的住所，于是提出在闪电住一段时间，期间也参与了周边空间的活动。这是他在上阳台的木刻班锁创作的作品。随着疫情的缓和，我们也开始走动起来。
我们希望和每一位在闪电居住的客人交换或留下一样东西，它不一定是实体。例如当时佩恩恩说可以做顿饭，因为做饭也是一个做主人、做东的形式。而闪电也比较注重对主客关系的讨论和辩证性的关系。葛宇路是闪电历史上居住时间最久的一位客人，超过了半年时间，几乎将闪电变成了自己的家。他也会邀请他的朋友过去短住，还捐赠了我们一台空调，他在扉美术馆展览的海报也产生于闪电。葛宇路居住期间我们做了一些行走，期间也做了一些活动，例如44剧场的月报发布，这是44剧场是在疫情期间的集体写作项目，当时我们把闪电变成了月报临时展示和发布的场地。也在当天为闪电筹集了第二台空调的费用。
其实两个图没有关系，右边的图就是本来想在天台做一次放映，行业组织的，然后因为天气太冷了，就到二楼放映和吃宵夜。左边的图是水珠，是公文化公园里边的水产馆，是我们代课的一个经常会去的一个地方。
在闪电发起的待客行走路线，主要围绕广州一些早期接待外宾的基础建设展开，包括不同时间段对外基础设置的考察。所以在路线里能够看到同福路一带锁对应的历史时期。在清末时，由于十三行的火灾，很多人将家搬至河南。因此出现了很多巨大的园林，很多外事使团都居住在河南的（什么？）花园。华南土特产展览交易会，以前的所在地是现在的文化公园，它也算是广交会的前生。建国之外，在原来十三行附近一块比较开阔的土地上，邀请中大的建筑师以每人负责一个场馆的方式进行设计，水产馆是当时比较重要的一个。
我们在意的是比较松散和日常化的行走或慢走，它不是那么的学究或研究性。但是为什么去看这些地方？可能对广州来说，是一种历史感的需要。在潘赫的日记里他曾经提到，广州的朋友对历史感的直接感知不是那么强烈，因为很多当地的建筑，不断在历史中被刷新、被重新使用。它原本的面貌和今天的面貌是完全不同的。它不像我们聊到三线建设或东北的经历，能够看到一些直接被废弃的、属于上一段时期的产物。在广州，很多看上去奇奇怪怪的建筑，背后都有许多的历史故事。例如这个建筑，原来属于广交会流花会馆的一个主要场馆，但是它的原本设计的名称叫“中苏友谊大厦”。在70年代和后来的扩建里，原本的建筑门面和名字被完全遮蔽。只有进入空间内部的时候，才能感受它原本的面貌。这个房子叫双溪别墅，原本是专门提供给陈毅居住的别墅。这是白云山的一个国宾馆室内游泳池的场景，是一个50年代的建筑。
这个是白天鹅宾馆，也是小时候在。美术馆课本里经常出现的关于室内装修和室内园林的主要场景，它们的设计师都是莫泊志。当时白天鹅针对的是华侨，也是改革开放初期迎接外宾的重要场所。所以在设计上也采用了（“故乡水”）的形式。广交会的诞生也是政府意识到了华侨的购买力和整个的市场。这是环市东路附近的华侨新村里的一栋房子，50年代建立，主要用来安置当时的高级归国人才。我认为华侨和闪电传真机所在的历史建筑，以及我们对城市的考察之间具有某种联系。
潘赫在闪电居住期间和我们交换了他的日记，我们和他、艺术家佩恩恩一起去了小北。佩恩恩之前有一个针对小北的艺术项目。这条路线是从光塔开始一直到回民饭店（需补充具体的路线）。这一系列的路线和我对广州穆斯林历史的研究有关。唐宋时期，广州的越秀区里居住了很多阿拉伯和波斯商人，类似一个城中城，里面遵循着伊斯兰的叫法（？）。他们有自己的生活习惯、市场、有清真寺。清真寺也叫光塔，现在依旧存在。它原本是一座在珠江河岸的灯塔，随着河岸的退后，这座塔看上去就像是一座在陆地中的塔。当时海上的商人只要看到了这座塔，就知道来到了广州。广州穆斯林的历史源于海上丝绸之路，到改革开放后，才有新的社群性的穆斯林到来，里面包括了很多从内地到广州务工的回族打工者。之前我们去泉州也发现，当时有很多经海上丝绸之路来的阿拉伯人的后裔，到今天都是一个延续性的存在。广州可能没有了，历史曾记载爆发过种族冲突，或被策略性的本地化。当时有一个特殊的例子，发生于唐朝。一个姓李的阿拉伯人在考进士的过程中引发了一场关于“外国人到底能不能当中国的官”的讨论，当时的唐宣中认为只要他真学实料，真学实才，对中国有爱，就可以当中国的官员。这个放在今天的语境里都仍然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广州的身份认同
《广州贸易》这本书里提到广州城内和城外居民对广府人的身份认同，以及对广东人的身份认同与宗族制及古代户口制之间的关系。历史中的这种身份认同和政治体制与个人的身份确认之间存在一种张力，并产生某种拉扯。基于这点我们也有一系列的行走路线（需要补充行走路线的清单）。例如刚刚提到的回民饭店，从新疆来的朋友很诧异能够在这里吃到清真早茶。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待客的点。吃吃喝喝也是我们行走中非常重要的环节。
这是我们私下举办的一些活动，王静远和木兰花开在闪电做了一场展示性的活动。闪电至今没有一个公众号，也未对外公开地址，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保护一些需要保护的活动，也是闪电作为安全屋或备用空间的功能和使命所在。
涵露：闪电的工作里也有很多日常，例如之前举办的一次BBQ活动，其实是当时居住在闪电的人类学者陈玉坤所组织的关于人类学和社会介入艺术的聊天会。其实葛宇路之后，我们开始重新思考闪电的机制，比如设立一个最长的居住时间。
我和宇斌、兰馨都是从游动论开始，回到广州后我们聚在一起喝酒，于是发现了一个新的空间。现在是一个看上去乱哄哄的但是已经开业了的酒吧，地址是国政新街17号。接下来会在里面进行点点宣传部最新一份报纸的发布。子杰也是我们这段时间居住在闪电的客人，我想我们分享的不仅仅是一个地方，更像是一群人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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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俊华：灵活型游动论介绍一下文本，评估之前是柄谷行人在00年初有一个新联合主义运动，希望联合不同的团体，个人也能够联合成团体，然后形成一种关于社会、政治，还有经济生活的替代网络。当然这个愿景比较宏大抽象，最终据说有两个原因导致他失败，一个是他们的替代货币发行得太多，导致替代网络里的经济崩溃了。第二是911，因为911引起了所谓是否需要“注重（？）”恐怖主义者的问题，以及如何理解这样一种“注重”带来的反扑。这个讨论也引起了他们共同体的一些内部的分裂，在这里面国界的概念或者说一种跨地联合的概念被提出来。
在运动失败之后，柄谷行人痛定思痛，并进行了一些反思。后来提出一个概念，就是他不再发起运动，而是哪里有运动他就去哪里。这也是他对应所谓的一个关于流动的理解。之后他就写了一篇文章，来论述关于流动的概念。他在文章里面区分了两种流动性，一种是关于如何反对国族的，在一个政治结构或统治结构之下寻求行动空间的流动。当然它的流动并不只在城市空间内部，也指向身体的大规模移动，但同时它区别的另一种关于资本主义流动性，类似一种自我安慰式的流动，好像参与到了一种关于社会行动的未来愿景里面。但是这个行为是基于一系列的自我抚慰，当然这里面可能更多只是“寻找远方”式的流动了。
所以我们应该不需要讲为什么我们叫流动论，反正一是因为我们之前曾经翻译和出版了，但是自主版并不形成的新联合主义运动原则，之后他的一些讨论我们都有跟进。这一次的流动论一开始其实是围绕着满洲飞儿子的巡演展开，可以理解成一个乐队的夏天了和他的粉丝们一起上路的故事。当然这些粉丝们都比较有问题意识，带着自己的主题一起上路，而核心的就是乐队的巡演，所以去到的每座城市都有乐队的演出，然后别的事情就是各凭兴趣，各自带着自己的开心去进行。我们总是想搞点事情，我自己的乐趣之一包括了看书，做的书发不出去了，找个由头，就把柄谷行人关于流动论的讨论加进去了，变成了一个新的版本，并在路途中发布。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也有很多作为个人的经验，我们有一点点像是在理解主人跟客人之间的关系里面，慢慢发展出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对不对？这个过程也跟海路有很多的讨论，而且另外一个其实我觉得有一部分是对于广州的城市空间里面有一些比较很个人性的感受，我觉得我在那边受到的对待也是非常？我就比较冷静而细致，所以那个东西需要有长一点的时间，可以感受到他作为一个客人在广州会被怎么样对待，所以我觉得如果有按阿朱这样子的一个讨论，有很大一部分的关系，其实也来自于某一种城市里面的经验带来的身体经验所累积出来的感觉，还会往一个这样的空间去发展。我觉得经验也很大程度上是来自拜访广州的过程里被对待的一个经验，我觉得这个空间对我来说体现出了很大程度上是这样子回应给这个城市的一个反馈，我觉得对我来说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闪电的另一个前提是几年前我们开始做的一个叫“旅行社”的项目，除了让广州的朋友去到外地，也一直有本地团的线索。旅行团有受到潘赫的影响，当时在东本的一个多月，潘赫每天都带着我们到处走，导览这座城市。这让我意识到我们对所在的地方是缺乏认识的。通过行走与客人建立身体行性的联系，这是除了刚才提到知识性的内容之外的一种直接的感受。当你在一个地方行走了2万步、3万步，共同发现了一个场景，经历了一个时刻，是在我们平时讨论、工作和展览的场所里难以直接感受到的。
[1] 柄谷行人《游动论——柳田国男》https://mp.weixin.qq.com/s/2h1qD3JEbVbgnlJMAxBdwQ